由北京出版社1999年推出的《中国古建筑图典》（四卷、林洙编）一书，收入中国营造学社历年所拍摄并收集的中国古代建筑物照片、测量图，附文字30余万，其中第四卷所附《中国营造学社史略》对学社建立过程、古建筑调查与文献研究成果、成员情况等作了全面介绍与评价。煌煌四巨册对于古建筑史研究、美术史研究都很有价值，所可惜者是编得过于仓促，出现一些硬伤，框架、体例也有许多不够完善之处。白璧有瑕，令人惋惜。
中国营造学社由朱启钤发起，成立于1930年2月，主要成员有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单士元、谢国祯、王世襄、罗哲文等，从1932年调查蓟县独乐寺起，中国营造学社的学者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拍摄的大量建筑物照片和测绘图经历了不少磨难。
《中国古建筑图典》一书所提供的大量照片资料、对古代建筑史、古代雕塑史等多方面的研究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可惜图典的编纂工作在对资料的整体研究、把握上过于粗疏，而对图片具体内容的甄选、考订也不够认真，以致出现一些不应有的硬伤。
有些属于张冠李戴：如卷一中国营造学社调查古建筑活动的照片最后一幅，说明为“梁思成测绘天宁寺塔”，只要与卷三第559页的图像对照一下，就可知道那是邢台开元寺僧塔群中的一座，而不是天宁寺塔。
又如卷一第59页上图，说明为“河北曲阳北岳庙德宁殿殿画”，实际是北京西郊法海寺壁画的局部。
更不应该的是第三卷陵墓石刻部分把南北朝的陵墓排在汉代之前，还在第646页特别标出“汉以前”字样。
在第二卷，将古建筑按地域排列时，在“江浙”部分竟然插入“湖南新乡水庙”，也是不应有的失误。
体例不统一，缺少规范，也是这套书的突出缺陷。例如：卷一、二主要是按地域，分省排列各地古建筑遗存，而在江浙和云南两地之间，却出现了一个“泉州”；卷二后半部分以下按建筑形式分类。卷二有“园林建筑”（第447－488页），卷四却又出现“园门、漏窗（江南园林）”，难道“江南园林”不是园林？又如，卷三“城门及市中心建筑”，古代城市中与城门成组合的“市中心建筑”，通常是指位于城市中心位置的钟楼和鼓楼。而卷三所举的两例：武昌黄鹤楼和山西万荣飞云阁（楼）却并非这类性质的建筑物。黄鹤楼位于武昌蛇山之巅，下瞰浩浩长江；飞云楼为万荣东岳庙的主体建筑，位于解店镇（今县城）东南隅。虽皆高大宏丽，成为城市的重要景观，但说成是“市中心建筑”是否确切？西安市的大雁塔情况与之类似。大雁塔雄伟壮丽，是城南慈恩寺的主体建筑，而西安市的“市中心建筑”则是位于通衢的钟楼。此外，书中图片排列失序之处也颇多。例如前面提到过的邢台开元寺墓塔群，同一建筑物组群在卷三中竟毫无理由地分在两处，第559页一见之后，再次出现在第566页，中间隔了北京、浙江、江苏、河北、河南的6座塔、12图、6页。塔的名称也有待斟酌，寺院塔院中的僧人墓塔与作为寺庙重要建筑的佛塔是有区别的。
书中错字、漏字甚多，还有的名称不确切，如把道教造像写成“佛像”，第563页“河北新城文昌阁塔”，阁与塔性质有别，不能既是阁又是塔。有些错字是建筑类图书特别是与营造学社有关的图书中不应出现的，如将“抟埴”误作“砖埴”（第918页）、将“?桥”误作“铲桥”（第605页），至于将“王建墓”误作“王健墓”更不应该，因为1942年中央研究院对成都王建墓的发掘，营造学社的莫宗江是亲自参加了的。又如古建筑类图书中最常见的斗?之“?”字，图典中多排成“拱”，而中国营造学社所绘制的古建筑测绘图，皆明白无误地写作“?”。何况学社重要成员之一的陈明达先生还发表过专文，力辩作“拱”之非。现在有的出版社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在新的出版物中已注意纠正这一流行的错字。
还有些说明文字由于推敲不够，竟然在一段话中自相矛盾，如第564页开封佑（应为?）国寺塔说明：“明代重修时镶嵌褐色琉璃砖”“反映了宋代琉璃砖雕的高超技术和艺术水平。”
有些缺憾是设计、出版方面的原因，如封面上写“梁思成等摄”，内页却写“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等摄”，未免太过于马虎甚至是有欠严肃了。其实两种写法都欠斟酌。体现于照片、测绘图、文字说明上的是综合的学术考察、研究成果，岂是一个“摄”字所能包容！写“梁思成等摄”或“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等摄”就把此书的价值大大降低了。这套书的封面以至整体设计也颇不理想。这么大开本的图书，每卷卷数在封面上竟没有明显的标示，仅只在书脊下方有一个很小的标志，取阅时很不方便。
作为一名非专业的读者，我非常希望编者和出版社能够把这样一部很有价值的图书修订再版。最好能请一些建筑界、文物界的专家协助，把书的框架、体例做些必要的调整，将全部图片仔细加以甄选，如能查到拍摄人和拍摄年月的应当注明，并改进装帧设计。当年，中国营造学社先辈们的辛勤劳动已为此书奠立了毋庸置疑的学术价值，如今，我们也应以先辈们的严格精神，把他们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情做到家，使之达到与书名相符的、应有的经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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